焦点人物：申冤四十年的“强奸犯”

申冤四十年的“强奸犯”

符福山自己做了一块“喊冤”板，每天出门挂在胸前。摄影/于维华

12月11日，海南文昌郊外的一个小院子里，81岁的老人符福山一张张整理着打印出来的材料，布满皱纹的双手有一些颤抖，他正在为下周去文昌市政府反映情况准备材料。符福山这样的上访已经持续了40年，从1973年他被指控强奸三名女学生、开除教师队伍开始。

强奸案

40年前，符福山40岁，是文昌报罗学区一名小学文娱老师，据符福山的学生回忆，当时的他多才多艺，写歌写词编舞剧样样拿得起。六十年代，学校组织文娱队便是符福山一手带起来的。在那个红色年代，符福山的特长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白天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和诗词，当晚就可以编出像样的节目，第二天就可以带着文娱队开始排练。当时的符福山已经结婚并有了儿子，工作也相对顺利，对未来有很多憧憬，但一切止于1970年的一场变故。

1970年7月25日，大队找到符福山调查。当时学校分两派，相互之前整来整去也是常有的事。但这次调查似乎来得格外猛烈，一上来便让他交待与三名女学生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一头雾水的符福山并没有承认。据他回忆，这一调查进行了12天之久，“不承认就判劳改”、“不承认就批斗”、“不承认就家破人亡”，甚至带去了符福山的母亲去“劝服”，直至使其认罪。认罪时还因为认罪书内容与举报材料不符，被反复“启发”重新写了数遍。

认罪之后的符福山不再参与教学工作，只是在学校里种菜做杂务，接受批斗。1972年10月，文昌抱罗学区召开教职工大会，会上口头宣布了对符福山的处理意见——开除教师队伍。2007年12月，符福山坚持上访百余次后，见到了一份改变他一生的材料。

1972年，符福山带着妻儿回到了文昌北郊的老家中，务农、上访。长子随着符福山回到老家时还不到10岁，后来二子三子相继出世，三个儿子都受到了排挤，一出门就被指是“强奸犯”的儿子，加上家里没有多少收入，三个孩子均只上了小学。直到2005年，他遇到了曾经的学生符积炳，帮他找到了当年举报他的学生林会群，才知道三个女生举报者都是符福山接触最多的文娱队成员。当年文革对立派的老师和校长是用推荐上高中来交换她们的举报材料。

不明真相的举报者

林会群是三个举报女生之一，据林会群（化名）讲述，她成绩在班里比较好，但上高中在当时来讲并不是成绩好就可以，需要老师的推荐才能入学，当时一位潘姓的老师拿此作为诱惑甚至是要挟的时候，林会群也没有更多选择。而且递交举报材料时她才12岁，身体尚未发育，更不懂什么是男女关系，只是拿着老师给的材料抄了一遍交掉。交了材料之后她顺利地进入了高中，再未与符老师有过交集。上了高中以后，总有同学在旁边指指点点，言语中常常提及“符福山”，老师也都带着偏见，文娱队也不让她参加，林会群处处觉得低人一等。

当她真正理解了那份材料里的每一句意思的时候，后悔已经太晚了。林会群至今提到这些事还是心情激动。“这不光是毁了符老师的名誉，连我们自己的名誉也毁了。”据林会群所知，另外两名学生和自己一样一直带着这个秘密活着，生怕哪一天被家人和朋友知道。

林会群后来听说符老师被批斗得很严重，最后上吊自杀了。“怎么能不后悔不惭愧。”当符积柄找到林会群，说起符老师还在世时，林会群马上同意了帮助符老师平反。2006年，符积柄帮符福山找到了所有举报的学生林会群、林姗、林秋。与林会群一样，当她们得知符老师40年来一直背着“强奸”罪名活着的时候，全部同意了为符老师作证。2006年5月18日，组织部再次了解这件事，她们每人都写了一份材料回顾当年的事情发生过程。

艰难的平反路

在符福山的申诉材料里，一直说组织对他的口头开除像是一个玩笑。这种荒诞事在那个荒诞的时代也并不少见。

同样家住文昌的教师邢诒学被指奸诬女学生、开除教师队伍。2005年7月，全国公安系统大接访时，邢诒学向海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彭晓敏反映情况。8月底，经过调查组的深入了解，得出了邢诒学“强奸”女学生没有事实依据的结论。65岁的邢诒学得到了平反。

这件事给符福山很大的鼓励，当符福山拿到三个学生为他提供的证辞后，他觉得自己也终于走到了万里长征最后一步，但随即符福山掉进了冷冰冰的现实——组织部仍没有为符福山平反。为此记者前去文昌市委组织部、政法委了解。

“不是找到当事人矢口否认，就可以证明当时的事没有发生过。”政法委一位官员表示，“他在1978年的调查材料里承认了与一名学生发生了性行为。这个是不能抵赖的。”

对这一点符福山一直不服，称在1978年的“认罪”是源于当时教育局官员“认罪就给出路，恢复老师身份”的承诺，心存幻想的符福山承认了与三名学生中的一个发生了关系，但结果还是没能回归教师队伍，而文昌教育局及组织部否认了这个说法。

而另一点让符福山不能信服的，是在为数不多的调查中，除了2006年接受了举报学生的书面材料之外，之前都以找不到举报人为由没有调查过事件当事人，只问询过当年逼他认罪的调查员。

当被问及符福山的案子是否将再次调查的时候，文昌政法委官员表示，已经调查过有了结论，现在没有必要再做调查了。

符福山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我还能活几年？就想要个清白。”

2014年12月12日，“文昌”律师符敬浓敲开了符福山家大门。符敬浓在报纸上读到了符福山的故事，决定前来了解一下情况，考虑为符福山提供法律援助。

符敬浓律师对记者说，作为同样经历过文革的人，符福山事件让他感到十分熟悉。靠推荐才能进初高中的升学机制曾让很多学生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说起文革的武斗则更为恐怖，学校里常常批斗、甚至枪毙老师，符敬浓律师每天去食堂的路上就要经过一处临时“刑场”。“符福山没有被像其它‘强奸犯’一样被枪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

81岁的符福山整理着手中的材料，里面夹杂着文昌市教育局、组织部、政法委等部门的回复，40年依然没有什么进展，符福山也从没有放弃的念头。“我还能活几年？就想要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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